
公元960年,正月初四,天还没亮透。开封城里,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提着刀冲出府门。街上站满了黑压压的兵,全是熟面孔,可没有一个人听他的号令。所有人的眼神都越过他,望向远处那个即将被黄袍裹住的男人。下一个瞬间,他就倒在了乱军之中。
这是陈桥兵变当天,开封城内发生的唯一一起流血事件。死者只有韩通一人,以及他的部分家人。整个王朝的更迭,就在这一个人的死亡之后,平静地完成了。史书告诉我们,赵匡胤是被将士们“突然”拥立,黄袍加身是一场军心所向的意外。可如果我们把时间倒回几天,甚至几个月,仔细看看当时京城禁军的那张人事表,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,就会浮出水面。
后周的禁军,分为两套班子。一套叫殿前司,一套叫侍卫亲军司。殿前司的一把手,正是赵匡胤本人,他担任殿前都点检。这个职位是怎么来的?时间要倒回959年6月。后周世宗柴荣在北征途中病重,当时有人在军营里发现一块木牌,上面写着“点检作天子”几个字。当时的殿前都点检是张永德,柴荣的女婿。这块来历不明的木牌,立刻引起了柴荣的猜忌。病重的皇帝没有时间细查,他迅速做出决定:罢免张永德,让当时资历和名望都更低的赵匡胤接任。赵匡胤就这样,在一种充满疑云的气氛中,坐上了禁军最高统帅之一的宝座。
柴荣在显德六年(959年)六月十九日病逝,他七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,是为周恭帝。临死前,柴荣安排了四位顾命大臣辅佐幼主:三位文官宰相范质、王溥、魏仁浦,以及两位武将——殿前都点检赵匡胤,和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。表面上看,这是文武制衡的格局。但如果我们深入这两套军事班子的内部,就会发现权力的天平,早已彻底倾斜。
先看殿前司。一把手赵匡胤。二把手,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,他是赵匡胤的“义社十兄弟”之一,关系铁杆。正月初二大军出征时,赵匡胤命令慕容延钊作为前锋,先行出发。这个安排非常巧妙,既把这位好兄弟调离了可能产生变数的京城核心区,又让他领兵在外,不会对后续计划构成任何阻碍。
殿前司的三号人物和四号人物,是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,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。这两人同样是赵匡胤“义社十兄弟”的结拜兄弟,是他在军中最早、最核心的死党。赵匡胤率军离开开封时,特意下令,让石守信和王审琦率部留守京城,“协助”韩通守城。名义上是协助,实际上,当兵变发生时,正是石守信和王审琦负责打开城门,迎接赵匡胤回师。殿前司这套班子,从最高长官到核心将领,里里外外,全是赵匡胤的自己人,连一道缝隙都没给外人留下。
再看另一套班子,侍卫亲军司。情况就更值得玩味了。侍卫司名义上的最高长官,是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。他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,资历深厚,手握重兵,而且是赵匡胤的政治对头。然而,在周恭帝即位后不久,李重进就被调离了京城,外派到扬州担任淮南节度使。一个手握禁军最高指挥权的人,被远远地支到了千里之外。等到陈桥兵变的消息传来,他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。
侍卫司的二把手,就是留在京城的韩通。三把手,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,他和赵匡胤是发小,私交极好。此时正领兵巡守河北边境,也不在开封。更关键的是,侍卫司下属的马军和步军都指挥使,分别是高怀德和张令铎。高怀德后来娶了赵匡胤的妹妹,成了他的妹夫;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了赵匡胤的四弟赵廷美。也就是说,侍卫司留在京城能调动军队的实权将领,除了被孤立的韩通,其他几位都和赵家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,甚至是姻亲。
这张人事表摊开来看,结论已经呼之欲出:在显德七年(960年)正月之前,赵匡胤已经通过多年经营、安插亲信、联姻结盟,并利用政治运作将主要对手调离京城,实质上完全掌控了后周最精锐的中央禁军。京城之内,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军事力量,几乎不存在。
那么,兵变是如何发生的呢?剧本的第一幕,是一份紧急军情。正月初一,正当后周君臣举行元旦朝贺时,镇州和定州突然传来驰奏,说契丹与北汉联军南下入侵。朝廷上下顿时慌乱。宰相范质、王溥未加核实,便急命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。后世众多史料,包括《辽史》的记载都表明,当时契丹内部政局不稳,根本无力也无意图南下入侵。这份所谓的“边报”,极大概率是赵匡胤集团为合法调动大军、离开京城而精心制造的借口。
正月初二,赵匡胤开始调兵。他派慕容延钊为前锋先行,又命高怀德、张令铎率侍卫司兵马随自己出征。同时,他留下了石守信、王审琦在开封。这个部署看似公平,殿前司和侍卫司都有人出征、有人留守。但实际效果是,赵匡胤带在身边的,是已经拉拢或本就是姻亲的侍卫司将领;留在京城“协助”韩通的,则是他的铁杆兄弟。韩通这个侍卫司副长官,在京城瞬间成了“光杆司令”。
正月初三,大军抵达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。当天晚上,军中开始流传各种言论。有士兵指着天空说出现了“二日相斗”的异象。更有将领在军中煽动:“主上幼弱,未能亲政。今我辈出死力,为国家破贼,谁则知之?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,然后北征未晚也。”这些流言在军中迅速发酵。而根据一些笔记记载,早在出兵前一天,开封城里就已经传遍了“出军之日,当立点检为天子”的谶言,甚至引起百姓恐慌。这些整齐划一的舆论铺垫,显然不是临时起意。
当晚,赵匡胤的表现是“喝醉了”,在帐中酣睡。一切交由他的弟弟赵光义和首席谋士赵普操办。赵普先是假意劝阻群情激昂的将领,上演了一出“欲擒故纵”的戏码,最终“迫于”将士们以散伙相威胁,才“不得不”同意大家的请求。与此同时,他们已派人秘密回京,通知石守信、王审琦做好接应准备。
正月初四清晨,赵光义、赵普带领将士涌入赵匡胤的营帐,将一件早已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身上,众人跪拜高呼万岁。赵匡胤则开始了他的经典表演。他先是挣扎推辞,说“吾受世宗厚恩,安敢负之?”在将士们的“坚持”下,他“被迫”答应,但提出了著名的约法三章:第一,不得惊犯后周太后和小皇帝;第二,不得侵凌后周公卿大臣;第三,不得劫掠都城府库和百姓。将士们纷纷答应。于是,大军掉头,回师开封。
此时的开封城,守将石守信、王审琦早已打开城门。唯一试图抵抗的韩通,在得知兵变消息后,想从皇宫赶回侍卫司调兵,却在街上遭遇了赵匡胤的部将王彦升。王彦升一路追杀,将韩通及其家人杀死在府邸之中。关于韩通之死,北宋文学家王巩在《闻见近录》中记载了一个更惊人的细节:赵匡胤回师后,在曹门内等待百官,事先在右掖门外埋伏了弓箭手。韩通一出,即被乱箭射死。无论是哪种说法,韩通这个计划外唯一的障碍,被迅速且彻底地清除了。
接下来,是文官系统的反应。宰相范质、王溥得知兵变后,被将领们“请”到赵匡胤面前。赵匡胤对着他们痛哭流涕:“吾受世宗厚恩,为六军所迫,一旦至此,惭负天地,将若之何?”范质还没来得及斥责,旁边的将领罗彦瑰就拔剑厉声喝道:“我辈无主,今日须得天子!”范质回头一看,王溥已经率先跪拜下去。他深知大势已去,也只好跟着下拜。至此,文武两套系统,全部归顺。
最后一步,是禅让仪式。当大家簇拥着幼主柴宗训来到崇元殿,准备举行仪式时,才发现一个关键的东西没准备——禅位诏书。正在众人尴尬之际,翰林学士陶穀不慌不忙地从袖子里掏出一份早已写好的诏书。这个细节,被无数后人视为兵变系预谋的铁证。一份需要字斟句酌、代表天命转移的正式文件,怎么可能在仓促之间就准备好,并且被一个翰林学士随身携带?
显德七年正月初四,赵匡胤在崇元殿正式即位,改国号为“宋”,改元建隆。从正月初一虚假军情出现,到正月初四登基,整个过程仅仅四天。几乎兵不血刃,除了韩通一家。
我们回过头,再看兵变前的几个关键时间点。显德六年(959年)六月,柴荣病逝,赵匡胤成为顾命大臣。此后的半年里,李重进被调往扬州,韩令坤巡边在外,慕容延钊、石守信、王审琦等赵匡胤的亲信,牢牢把持着殿前司的要职;而侍卫司的实权将领高怀德、张令铎,也通过联姻与赵家绑定。整个开封的禁军,在人事层面上,已经编织成一张以赵匡胤为核心的密网。
甚至,在更早的显德三年(956年),赵匡胤利用整顿禁军的机会,就结拜了“义社十兄弟”,其中包括石守信、王审琦、李继勋、韩重赟等人,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禁军的中高级将领。他的父亲赵弘殷,更是在侍卫亲军司任职长达三十年,留下了深厚的人脉基础。这些布局,都不是在960年正月那几天内能够完成的。
所以,当我们谈论陈桥兵变是否是一场“意外”时,问题或许应该换一种问法:一场所有关键岗位都是自己人、主要对手均被提前调离、舆论铺垫整齐划一、核心文件随身携带的政权更迭,其中“意外”的成分,究竟能有多少?韩通在清晨的街头被乱兵杀死,这或许是整个剧本中,唯一没有被完全精准控制的“意外”。而这个意外,也以最快的速度被终结了。
赵匡胤在兵变过程中,始终强调“被迫”和“无奈”,并严格约束军纪,优待前朝皇室。这为他赢得了民心,也塑造了一个相对温和的开国形象。但这一切政治表演得以成功的前提,是那张早已被他牢牢掌控的、写满了“自己人”名字的禁军人事表。当整张棋盘上,每一个重要的格点都站着你的棋子时,将军,就只是一个形式和时机问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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